张伯伟：回忆先师程千帆先生
与程千帆先生
以上这段文字写于2000年7月，也许是因为先师去世不久，每一提笔，便禁不住悲从中来，心思紊乱。虽然拟了几个小标题，却写不下去。今年是先师诞辰110周年，十天前刚刚过去他辞世23年的忌日，《名作欣赏》杂志拟开辟纪念专题，约我撰文，于是想起这篇迹近鲁迅评论《思旧赋》“只有寥寥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”（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）的未了之作，终于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。
第一次听课
老师回到南京大学，首先给本科生讲了一年古代诗选课，授课对象是1976级工农兵学员，用的教材是他与沈祖棻先生合编的《古诗今选》，此书当时已经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看过校样，尚未正式出版，所以教材是南大中文系的自印本。我作为1977级的学生旁听，是从第二学期开始的。记得讲到陈子昂诗的时候，一堂课上完，留下了两点深刻印象。第一是感到老师的记忆力惊人，讲课涉及的所有资料，老师几乎都能背诵。不同诗人的作品，经过老师的纵横比较，信手拈来，往往使人豁然开朗。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在“文革”中完成，没有读过什么古书，能够背诵的就更少。看到老师在黑板上潇洒地将陈子昂《修竹篇序》一字不差地写下来，简直惊呆了，那种感觉至今仍然是新鲜的。我举的这个例子当然远不足以说明老师记忆力的超人，但即便如此，对于当时极为浅薄的我来说，已经足够震惊。从那堂课开始，我就决心向老师学习，尽可能多地背诵古典。记得后来老师曾在课堂上答学生问：为什么能够背诵那么多古典诗词？老师的回答是：“我天天背。”那时候老师已是66岁了，而我只有20岁，老师就是用他的行动给学生树立了样板。毕业后我忝为人师，老师也总是督促我注意对作品的“涵泳”之功，这当然也是包含了背诵的功夫在内的。
程千帆先生讲课风采
第二是感到老师有很强的学术个性。老师讲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中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句时，特别指出作者洒出的是“抗拒寂寞的眼泪”。并且说，出版社的编辑曾将这“抗拒寂寞”四字删除，但是他又坚持恢复。因为老师认为，陈子昂是寂寞的，但他的流泪恰恰是对于寂寞的抗争，而不是安于寂寞。如果没有抗争，他也就不会流泪。这里涉及的虽然只是四个字的增删，但给我的教育却是学者要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不能随风转移。我后来读硕士研究生期间，曾经写过一篇《金代诗风与王若虚诗论》的文章，给了《江海学刊》杂志社，编辑找我，说杂志社同意刊登此文，但要我将金代诗风的部分删除，单独发表王若虚诗论的部分。而我觉得文章的与众不同处恰恰在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讨论，所以宁可将文章抽回不发，也没有按编辑部的意思处理。我自觉这是和第一次听老师讲课受到的影响有关系的。
《程千帆古诗讲录》
老师当年讲课的课堂笔记，经过整理，以《程千帆古诗讲录》为名于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这是对先师逝世20周年的纪念。此书出版后，荣获“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（2020年）普及读物奖”，这很符合我心目中对于“普及”的理解。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、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研究员、人民文学出版社杜广学博士都曾发表书评，谈了他们的阅读体会和对此书在今天出版意义的理解，在我也算是为先师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工作，尤其是让那些无缘亲承音旨的学子可以借此稍稍领略其授课风采。
第一篇文章发表
我发表的第一篇古代文学的论文是由先师推荐的。大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，因为已经考取本校的硕士研究生，毕业论文也早就完成，于是就利用最后的几个月通读李商隐的诗，并于次年初与曹虹合作写成了《李义山诗的心态》一文，那是1982年的3月。这篇论文对我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。在此之前虽然也尝试写过几篇古典文学的论文，如《钟嵘诗品“推源溯流”论》《“以意逆志”论》《意象批评论》等，但多属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范围，写作态度较为客观冷静，而这篇论文的写作却投入了更多的主观感受。写完后的一周到十天，仍然沉浸在义山诗悲苦惆怅之境中难以自拔。我一直觉得，这篇文章是以我全部的生命力酝酿而成的。在写作的立意和构思上，也动了一番脑筋。当时学术界几乎没有人注重作家的“心态”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，往往是将思想与艺术、内容与形式判为两端，分别论述，形成了“二分阐释”的惯常模式，而我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。于是希望通过对诗人的“怎样写”探索其“写什么”，一方面试图对义山诗做出新的解释，另一方面也想探索文学研究的某种新的可能性，于是从义山诗的取景角度、空间、时间、自然界、用典、句法结构、词汇色彩、用字等方面作为切入口。文章写成后，自己非常得意，同时又有些把握不定，所以很想呈请老师审阅。虽然在大学阶段我已经听过老师的课，而且在老师给1977级上“古代诗选”课时，我还是课代表，但当时对于老师还是心存敬畏。我不知道舒伯特当年面对贝多芬的那番尊崇之情是如何的，只知道他在维也纳常常见到贝多芬，却从不敢上前同他讲话。我也不清楚钟会对嵇康最初抱有的是何等尊惮的感情，只记得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他写成《四本论》，“甚欲使嵇公一见”，却不敢当面呈交，“于户外遥掷，便回急走”。我当时的心情，大概与这些中外古人也有些类似，于是就写了一封信，和文章一起放在老师的信箱中。几天后，我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只信封，里面有老师为我们修改好了的论文，还有老师从文中选出的一联义山诗写成的隶书条幅——“蕙留春晼晚，松待岁峥嵘。”这种意外的惊喜给我们精神上带来的鼓舞和激励是难以言状的。
程千帆先生赐联
老师说，文章中关于义山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古人自比是一个发明，前人未曾言及，因为这一节是我写的，于是就让我将这一节裁出改写，题为《李义山诗中的宋玉、司马相如和曹植》，推荐给《光明日报》“文学遗产”副刊。2013年出版的徐有富《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》，引用到先师的日记，其中有与此文相关者。1982年12月10日记：“以张伯伟‘论义山以古人自比’寄《文学遗产》。”1983年3月18日记：“函《光明日报》章正续催发伯伟稿。”指的就是这篇文章，此文也在当年3月29日刊发在《文学遗产》第580期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古代文学的研究论文，从此，我也更加明白，写作论文应该变换角度和更新方法，这才便于提出并解决新的问题，从而有所发现和发明。对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探索，是先师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，受其影响，我在学术起步之初也拥有了这番自觉。老师在对这篇文章的总批中明确指出了“方法论”的问题：“再复核一下诗篇的年代（即诗人的环境）与你们的论证有无矛盾。你们已经这样做了，这很好，这就将自己的工作和某些海外学者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区别开来了。考证和批评是交相为用的，而绝不是互相排斥的。”所谓“和某些海外学者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区别开来”，主要指的是当时的一些海外汉学家，受英美“新批评派”的影响，斩断诗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，集中在对作品做纯形式的分析。老师的教诲，可以说更增强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的意识，其针对的问题不仅包括传统和现状，也要直面海外学者。这就使我逐步养成了既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外学术世界的整体，同时也指向自身的习惯，它成为保持创造力经久不衰的一个秘密。
程千帆先生赐联
这篇论文在我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纪念性。当写作之初，正值自己初恋；文章刊发于《唐代文学论丛》第六辑，已到了1985年，两人正准备结婚。与曹虹合写的这篇论文，也就成为我们恋爱和婚姻的一项见证。老师特别从义山诗中摘句为联，用粉红色的宣纸书赠以为嘉礼：“闻道神仙有才子，不妨何范尽诗家。”上句出自《玉山》，下句出自《漫成三首》其一，寄予了老师对我们的祝福和期望。2022年12月，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回向文学研究》一书，在该书的《前言》中，我还特别提及这篇文章：“它不仅伴随着青春岁月的美好，也是我将‘写什么’与‘怎样写’相结合的学术生涯的起点。实践对高尚人性的向往和对纯粹学问的热爱，这篇文章似乎也成为躬行之初的某种象征。”所谓“高尚人性”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爱，纯粹的爱。我还记得这篇文章曾讨论到义山的《暮秋独游曲江》一诗，在“深知身在情长在”句下，老师批曰：“此句可对‘相见时难别亦难’。”将这两句诗合而诵之，真让人百感苍茫，一时交并。回首平生，曾经有过这样的场合，我禁不住想起义山的这两句诗，对人生无可奈何之情、万不得已之境心有戚戚焉，大有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感觉。
第一次为老师编书
因为老师的信任，我曾经为老师编过一些书，像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）、《桑榆忆往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），在他身后我又编了《程千帆古诗讲录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）、《唐诗的历程》（生活书店2021年8月版），前段时间还应刘梦溪先生之邀，为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编纂《程千帆卷》。但他生前见到的，却只有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一种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为老师编书。
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
古人著书、编书都贵在有“宗旨”，虽然孔子说自己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但明确阐发这一观念的是黄宗羲，他在《明儒学案发凡》中指出：“大凡学有宗旨，是其人之得力处，亦是学者之入门处……故讲学而无宗旨，即有嘉言，是无头绪之乱丝也。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，即读其书，亦犹张骞初至大夏，不能得月氏要领也。”至于“宗旨”的涵义是什么，黄宗羲也借用了杜牧的话“丸之走盘，横斜圆直，不可尽知。其必可知者，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”（语出其《注孙子序》，文字略异），并加以总结道：“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。”我那时已经读过这段话，并且很受震撼，所以老师要我为之编纂论文集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突出老师的学问“宗旨”。握笔踟蹰，思忖再三，最终落实在方法论上。并且写了长篇“后记”，将自己理解、把握到的老师的论诗方法特征加以条理化、体系化。令我高兴的是，此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，用了“绪密思清”（这是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评论王昌龄诗的用语）四字评价全文。这篇“编后记”写成于1989年10月20日，历观老师的坎坷人生，以及他在人生途中的奋进姿态，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也涌上心头，文章的结尾写道：“回顾他走过的崎岖轗轲的学术道路，很自然地使人想到，如果不是被剥夺了十八年学术研究的权利，以程先生对古代文学——尤其是诗的感受力和理解力，和他对祖国学术文化事业的热爱与忠诚，他向社会贡献出的精神财富，将是现在的一倍？两倍？三倍？……我们痛惜，痛惜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；我们敬佩，敬佩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韧毅力；我们希望，希望过去的一切将永远成为过去，希望我们的后人不要再说：‘我们希望……’。”老师对此结尤为赞赏，认为“有史公唱叹之意”，还特别说白话文也一样可以吸收古文的好处。这启示了我如何在现代文章的写作中，有意识地摄取古文的魂魄神理，从而更好地在实践层面沟通古今。
此书出版后，在学术界颇有好评。首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，此书荣获一等奖（1995年）。赵昌平给《两宋文学史》写作书评，指出先师“文本研究”中的“一个极可注意的特点”，就是“由大量的感知的基础上向建构赏析理论、诗学体系发展的趋势”，并且“建议读者读一读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”。（原载《文学遗产》1992年第6期）手边正好存有董乃斌于2014年10月18日给我的一封信（现在手写的书信已经越来越少，所以弥足宝贵），其中写道：“忆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曾从内子程蔷处闻知，北师大的钟敬文先生，看到足下论述程先生诗学思想及成就的文章，可能就是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的编后记，曾非常羡慕，感慨地说，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如此来整理并阐发他的学术思路。当时程蔷正在钟先生处读研，回来告诉我的。”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当然不堪此评，但能为老师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能让老师的学术“宗旨”透过自己的工作而发扬光大，则是我的无上荣幸。并且，我还会继续将这样的工作进行下去。
最后一张照片
1994年5月，受《中华大典》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的聘请，老师出任《中华大典》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《文学典》主编，这成为他晚年负责的一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。《文学典》最初设计了五个分典，即《先秦两汉文学分典》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》《隋唐五代文学分典》《宋辽金元文学分典》和《明清文学分典》。其后，老师跟我说起此事，觉得总有一些材料，并不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，比如对于格律、技巧的讨论无法网罗进去，所以最后决定增加《文学理论分典》，并希望我出任该分典的主编。开始我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担心，故望而生畏，再三推辞，后来老师说：“我就是找不到人来帮忙。”那就义不容辞了，时间应该在1996年的下半年。1997年4月下旬在扬州举办启动座谈会，标志着这项工作的正式上马，老师亲临会场做出高屋建瓴的指示，《中华大典》总主编任继愈先生也亲自与会。2000年5月13日到15日在南京举办样稿论证会，老师全程参加了会议，并且在会上发表了情理兼胜、条理清晰的讲话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任继愈先生也再次亲临，指导勉励有加，体现了两位前辈学者对该会的重视。参加那次会议的外地学者还有复旦大学王水照、武汉大学吴志达、四川大学曾枣庄、中华书局程毅中、北京大学葛晓音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蒋寅等。对于老师来说，这次会议就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。
《中华大典》聘书
《中华大典》是用现代眼光编纂的一部新型类书，上承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传统，其中《文学典》六个分典加总目录、总索引，一共23册，总计5500万字。在中国历代类书的编纂中，从未有“文学理论”的名目，因此，作为第一部“文学理论”的类书，其结构框架的建构本身就具有开创的性质，老师对此也特别垂意。1997年元旦我和曹虹去老师家拜年，讲到《文学理论分典》的编纂，老师期待我“能够通过这项工作，建立古代文学理论的资料体系”。并且勉励我说：你有一本资料集，一本批评方法研究，在学术上就打不倒了。从1997年5月启动，到2009年5月出版，整整十二个春秋，编者们翻阅了约5000多万字的文献，在此基础上采集、筛选、分类、汇纂，最后编成了这部500万字的资料集。由于类书是供人翻检之用的，便于查找是首要目的，所以要尽量照顾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，最终并未能够以古代文学理论的自身面貌和结构呈现其资料体系，辜负了老师的期待，使我至今引以为憾。老师去世后，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》的主编黄进德先生在《鞠躬尽瘁 嘉惠后进》一文回忆，编纂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的过程中，老师“即使‘书不成字’，也始终坚持有信必复，有问必答”。如果不是在样稿论证会之后，老师随即撒手西归，如果我们的后续工作，能够有幸得到老师的指导，我确信，其最终完成的面貌一定会大大优于现在的。但这份遗憾之情，是永远也无法弥补了。
样稿论证会是5月15日结束的，17日早晨师母陶芸来电话，老师在凌晨四时忽然左半身不能动弹，送脑科医院，检查结果是脑梗死，医生说，未来四五天内情况可能更糟。19日上午轮到我值班，老师不断地喊“肚子饿”，要求立刻回家，不然会在这儿饿死。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。22日早晨，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，我与曹虹去医院探望。26日中午再去探望，老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在这里已经八天了。”实际已经是第九天，但老师神志还很清醒。6月2日昏迷，医生说要准备后事。6月3日上午10时45分去世。所以，《中华大典·文学理论分典》的编纂，在我心里就犹如老师的“学术托孤”。
6月14日上午，我去看望师母陶先生，她对我说：1979年和老师结婚的时候，他已经66岁了，起初想要能一起过十年也很好。但过了十年就不满足了，希望能够一起到2003年。我以为那是指老师90周岁，师母说：“那时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应该出齐了。”师母又感叹道：“就像你说的，总是忘不了。”
6月16日上午去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编辑部，从黄希坚、饶钦珩先生手中得到5月15日样稿论证会结束的当天与老师的合影，这应该是他和我的最后一张照片，真是弥足珍贵。可惜在写作此文的当下，我一时未能找到，无法让大家共同领略老师最后的风采，这里只能提供5月13日会议开幕时的集体合影。
5月13日样稿论证会合影
回顾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的编纂，主其事者，从编纂到出版，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唯独《文学理论分典》是几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负责，除我以外，还有许结、朱恒夫（启动时是周维培）。所以从规划出版到正式出版，我们送走了好几位相关者。试以编年方式列举如下：《文学典》的试点编纂工作始于1989年9月。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于1995年6月3日至4日在南京举行。5年后的5月13日到15日是《文学理论分典》的样稿论证会，6月3日老师去世，享年88岁。2008年10月11日至12日，《文学理论分典》审稿座谈会在南京举行，11月30日，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编辑部负责人高纪言先生去世，享年84岁。2009年5月《文学理论分典》出版，《文学典》全部问世，9月5日，《文学理论分典》责任编辑卞孝萱先生去世，享年86岁。历经20年，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全23册5500万字出齐，被誉为“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典，古代文学的百科全书”，其中凝聚了多少老一辈学人、出版人的心血，真是值得铭记。
最后一句话
老师从入院到去世的十七天，恰逢我非常忙碌的时候：一是当时正参加国际会议，派给我两项评议任务，所以要每天参会；二是五·二〇校庆在即，中文系指定我与董健先生、鲁国尧先生分别代表各自学科同台演讲；三是首届新加坡硕士班来宁参加论文答辩，作为导师也有任务在身；四是赶着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《桑榆忆往》校样，想尽力争取早一点出版，所以在5月24日寄回；五是临时接到学校师资办通知，5月30日至6月3日到镇江参加全省职称评定工作，29日出发，推辞不获。好在29日抵达后获悉，若抓紧工作，可以提前至6月1日结束返宁。实际情况也是如此，我得以在1号下午二时许回到南京。徐有富在《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》中曾引用《陶芸日记》，6月1日有这样的记录：“今日上午去时，将我抱紧不放，可见神志清楚。但又屡提莫砺锋，待莫来后，又问张伯伟，并说对不起学生，对不起黄先生。”在我的日记中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：
6月2日《陶芸日记》载：“昨夜又危，今日整天未说话，也不认识人，力气也消耗殆尽，不再扑床。看来恢复的希望甚为渺茫，想起来真难过。”所以，“我舍不得你”就成了老师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，但这又何尝不是学生最想对老师说的一句话呢？
老师去世几天后，我就写了一篇题为《老师，我舍不得您！》的文章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“这几天，无论是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，还是在为老师守灵的时候；无论是在无声饮泣之际，还是在夜深人静睁大着眼睛难以入眠的时候，我心里反复低吟着的总是这句话：‘老师，我舍不得您！’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思考师生之间的关系，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文化续命的关系。所以韩愈谈论老师的职责与意义，特别拈出“传道”，并将它置于“授业、解惑”之前（《师说》）。如果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与更新，用先师曾经写过的一副对联来说，就是“守先待后，与古为新”，那么，其依赖的某种形式就是由师生关系构成的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记载，孔子临终前曾曳杖而歌曰：“泰山其颓乎，梁木其坏乎，哲人其萎乎。”子贡听闻后曰：“泰山其颓，则吾将安仰？梁木其坏、哲人其萎，则吾将安放？夫子殆将病也。”于是一路小跑赶到门口，孔子还是说：“赐！尔来何迟也？”可见，孔门师生之间对于文化续命一事看得是何等迫切。去年6月17日的凌晨，我在似醒非醒之际，仿佛听到了孔子唱“曳杖歌”，起床后遂将印象中的曲子用简谱写了下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境，我也不知道这与两周前先师的忌日是否有什么关联，但我知道，文化就是这样，靠着一代又一代的“续命”，从而源远流长、一脉相承并光大弘扬于世界。不过，这一理念更多能够也仅仅能够责之于己。其后，门人崔璨将简谱改写成减字谱，用古琴演奏并演唱，门人佳奥又演唱了男声版，他们在演奏或演唱之际，则未必非要感受到一种从孔门传承而来的文化续命之情的共鸣。
对先师的回忆暂时就写到这里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“文化记忆”研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日益令人瞩目的交叉学科领域。作为一种宽泛的定义，文化研究被理解成“社会文化语境中现在和过去的互动”（阿斯特莉特·埃尔：《文化记忆研究导论》，载其编《文化记忆研究指南》），所以，其意义就不止在过去，而是要通过叙事来践行其强调的价值观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它又是一种“有意图的记忆”，联结起过去和现在，混合了忧思和希望。德国诗人里尔克《回忆》中的几句诗，描写的似乎正是这种境界：
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于百一砚斋
>原载《名作欣赏》2023年第25期
《程千帆古诗讲录》
张伯伟 编
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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